这些关键技术成为新药研发的关键节点，催生了“王者”的诞生。那些能够最先掌握这些性技术的企业，最终组成了目前全球头部制药企业梯队。

　　再到1895年左右，德国染料制造商完善了单个有机化合物的纯化并建立了有机化学合成的基本方法。一批化学合成药诞生，如药、阿司匹林等。

　　“化学合成药”开启了现代制药研发，也诞生了一批最早的现代制药企业，辉瑞、默沙东、罗氏、GSK、诺华、BMS、艾伯维...他们几乎占据了2020年全球TOP10制药企业的70%。

　　英国-GSK（2020全球药企第9），从1842年开始生产专利药，到1859年成为世界上第一家仅生产药品的工厂。

　　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临床研究可以证实或揭示试验药物的作用、不良反应等，是判断一款新药能否用于治疗的重要途径，也成为时间和金钱成本最高的阶段。

　　19世纪化药兴盛时期，各制药厂家的临床试验处于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监管，此时的临床试验主要在伦理道德层面的规范。

　　随着1930年FDA正式被确立开始，道德与法规并行成为行业标准，各药企临床试验团队开始规范化。其中，默沙东走在了临床试验的前列。

　　1941年10月初，二战期间默沙东、辉瑞、施贵宝和立达实验室（Lederle Laboratories）四家公司在卡内基研究所与美国政府的专家秘密开会，商讨培养青霉并提取青霉素的可能性。

　　1942年3月，项目开始不到5个月后，医药研究委员会首先认可了默沙东的青霉素临床试验。为此后青霉素量产提供了重要基础。

　　研发成本飙升和注重临床研究也使制药产业诞生了一个新的业态CRO（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

　　利润日益单薄，风险却在日趋增大。为了更有效地管理药物开发过程，并降低成本和最大化利润，大型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开始考虑将临床研究包给CRO企业，为CRO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利基市场。

　　90年代后期开始，CRO服务市场开始呈爆炸性增长，从90年代初期的4％上升到2000年代中期的50％。

　　2000年，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就，代表着对人类基因组的初步探索成功，也为此后的精准医疗奠定了基础。

　　此后在这一技术基础上，药物精准疗效更以患者为中心，更意识到很多新药在基础研究的时候与临床有一定的脱节，而加大了临床试验阶段的失败率。“转化医学”这一概念在这个转折点被提出。

　　目的是将基础研究与解决患者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其基本特征是多学科交叉合作，针对临床提出的问题，深入开展基础研究，使研究成果得到快速应用。实现从“实验室到床边”的转化。

　　2004年辉瑞首先成立了转化医学团队，主要专注肿瘤与免疫学。而引领转化医学或许是辉瑞注重研发的一个缩影。

　　但是转化医学由于涉及部门及人员众多，高昂的经费支出或是其发展缓慢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临床试验初期，只有极小比例的试验被证明可能有经济价值，投入高与产出慢的矛盾难以解决。

　　另一方面，2010年以来，生物制药公司的研发回报率节节下滑，甚至一度只有1.9%左右。需要找到一种新的解决办法走出困局。

　　于是随着AI技术在大健康领域的渗透，制药产业也瞄准了这一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并可能颠覆产业的技术。

　　在全球制药领域，截止2020年TOP10药企罗氏、辉瑞、诺华、默沙东、GSK、艾伯维、强生、赛诺菲、BMS、武田都进行了AI新药研发外包合作布局。

　　最早的是默沙东（美国默克），2012年与美国AI药物研发公司Numerate合作进行心血管疾病靶点研究。

　　就跟此前的临床试验、转化医学等新药研发所经历的变革一样，头部制药企业同时也在组建自己的AI研发团队，包括辉瑞、 罗氏、阿斯利康、礼来、默沙东、GSK等。

　　阿斯利康一向以数字化创新领先，在3月举行的投资者会议上，其生物医药研发执行副总裁Mene Pangalos博士表示，目前阿斯利康50％的小分子开发项目使用AI辅助。

　　在2016-2020年间，阿斯利康新药开发的成功率达到31%，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Mene Pangalos博士表示，展望未来想要进一步提高药物研发的成功率，将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合理地应用在药物研发的每个阶段至关重要。

　　中国制药产业经历了漫长的仿制阶段，直到21世纪才逐渐进入了创新药新阶段，而在此后的二十年，其发展速度非常惊人。

　　然而在创新药全球竞争与跨国企业仍然差距较大，研发和技术仍然是硬道理，随着人才、资本、政策、技术的助力，我们仍然期待中国这些即将崛起的创新药企带给我们更多惊喜。